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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高級職業技術院校的學生，往往未畢業，就被各大企業爭搶一空……每個同學手上都有2到4個錄用通知書。”

梁澄仔細地閱讀這條新聞的每字每句，試圖從其中找到這些職校畢業學生能找到工作的原因。 作為一名今年六月就要畢業的中藥學專業的大專生，和新聞里描述的招聘火熱場景不同，她的工作尚未有著落。

梁澄有些失望，新聞里提到的是和制造業相關的技能人才。微博話題下，部分網友也表達了困惑：在競爭愈加激烈的就業市場上，學歷更低的職校生怎么會比本科生更好找工作？即使有工作，就業前景又如何能和本科生相提并論？

事實上，高職院校畢業生找工作并非難事。根據麥可思研究院數據，2020屆高職畢業生畢業半年后就業率為90.9%，“雙高”院校（高水平建設院校、高水平專業群建設院校）就業率達到93.0%。

尤其是制造業領域，人社部最新發布的“最缺工的”100個職業排行榜中，過半都是 “生產制造及有關人員”，人才急缺環境下，高技能人才的薪資水準也一路水漲船高。

不過，就業率高漲的另一面是，梁澄這樣的中藥學、護理學、財會、法律等入學時大熱專業的職校生在畢業后面臨和本科生共同競爭的局面，不少畢業生選擇轉行找工作。其中，法律事務更是連續三年被麥可思研究院評為失業量較大，就業率、薪資和就業滿意度綜合較低的紅牌專業。

如何讓職業教育與本科教育在人才培養上差異化，讓職業院校技能人才的需求從制造業擴展更多領域，真正扭轉社會對職業教育的偏見，在高就業率之外更關注高質量就業，是下一步更需關注的方向。

“學生未畢業就已經被企業提前‘預定’”

劉志成去年六月剛從北京社會管理職業學院康復輔助器具技術專業畢業，就順利入職了北京九州通醫藥有限公司做醫藥電商工作。盡管受疫情影響，這份工作和他最初輪椅適配師的職業理想有所出入，但同樣具有高出行業平均水準線的薪資待遇和良好的職業發展途徑。

據劉志成透露，他所在的康復輔助器具技術專業目前全國只有北京社會管理職業學院開設，面對日漸龐大的老齡化市場需求，每屆60名畢業生完全是供不應求。

“一般快的話，我們專業學生在大二結束的暑假就確定下工作了，基本上只要你投簡歷，企業就能錄取。”并且這種招聘盛況還發生在受疫情影響，學院招聘會的企業規模從300余家減少至10多家的背景下。

北京社會管理職業學院康復工程學院副教授魏晨婧向界面職場介紹，假肢與矯形器技術、康復輔助器具技術這兩大專業屬于學院特色專業，學生畢業可以到殘疾人聯合會、社區服務機構以及醫療服務公司等工作。盡管就業面較窄，但行業人才需求量大，學生基本在校企合作的單位就消化完畢。

為促進學生就業，專業多數老師在行業具備豐富工作經驗，學生學習的理論知識來自于最前沿，再加上學校設有多個實訓基地，為學生們在實踐方面補強，“所以我們康復工程學院開設的專業就業率和對口率都在90%以上，不就業的也是因為學生不想，而不是因為找不到工作。”

這樣的高就業率現象不止發生在這一所職業院校，一些理工科技術類職業院校的人才就業率甚至更高。上海建橋職業技術學院機電一體化技術系主任蔣忠理向界面職場介紹，往屆機電一體化技術專業的畢業生就業率都達到了100%，就業對口率也在80%-90%以上。

蔣忠理指出，近些年來可以明顯感覺到企業對高技能人才的緊缺。隨著經濟結構不斷調整，產業轉型升級，制造業中部分一線操作性崗位被自動化設備、工業機器人等取代，企業急缺懂編程、設備安裝、調試、運行、維修等復合型技術人才。

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數據顯示，截止目前，我國技能勞動者超過2億人，僅占就業人口總量的26%；“十三五”期間，我國新增高技能人才超過1000萬人，高技能人才數量僅占技能人才總量的28%，這個數據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

其中，在制造業領域，人社部發布今年三季度全國“最缺工”的100個職業，有58個是生產制造及有關崗位。數據顯示，到2025年制造業十大重點領域人才總量將達到6200萬人，需求缺口將近3000萬人，缺口率達48%。

“像我們學院位于的臨港地區，在新一批制造業企業引進后，對人才的需求更加旺盛。”蔣忠理說，“今年我們學生還沒有畢業，就已經有企業找到學校，最好有學生過去見習，然后通過一段時間（培訓）后，雙向選擇補充為企業未來的員工。”

對技能人才的渴求在建筑領域同樣突出。上海興邦建筑技術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王俊告訴界面職場，現在建筑建造要求和二三十年前相比有了本質的區別，建造材料的綜合使用也比過往更加復雜，專業院校畢業學生的參與不僅可以提升整個建造的質量水準，而且在施工過程中產生的新見解也在推動行業的發展。

王俊指出，要吸引更多人才進入一線作業崗位，要打通技能人才的晉升路徑，提高薪資待遇。據上海市人社局發布的企業技能人才市場工作價位顯示，2020年，上海技能人才平均工資為13.55萬元，比上海市全口徑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12.41萬元）多1.14萬元。高技能人才平均工資為17.07萬元，比上海全市平均工資多4.66萬元。

技能等級越高，工資水平越高。從中位數看，2020年高級技師為18.70萬元，技師為16.27萬元，高級工為14.10萬元，中級工為11.76萬元，初級工為8.92萬元。從高位數看，高級技師為34.74萬元，技師為30.00萬元，高級工為25.06萬元，中級工為20.58萬元，初級工為18.11萬元。

“通過對前幾屆畢業生追蹤來看，在工作中一邊提高技術考取職稱，從初級工到高級技師，一邊精進學歷，從高職到本科甚至到工程碩士，也是一條出奇制勝的職業發展道路。”蔣忠理介紹，這條賽道相對競爭人數較少，不少學生畢業三四年后年收入也都在20萬元以上。

“大專的我，未來是服務員、流水線操作工還是文員？”

和劉志成工作找上門的情況相反，梁澄陷入了求職的困境。她直接對口的工作是進入醫院藥房，擔任藥劑師，但要進入醫院的必備條件之一是通過初級中藥士資格考試。

“我是大專學歷，報考條件是需要在醫院工作一年。”梁澄解釋道，“但我沒有資格證書就沒有辦法進入醫院工作，這陷入了一個悖論之中。”

據悉，我國衛生專業技術人員職稱設初級、中級、高級，初級分設士級和師級，高級分設副高級和正高級。衛生專業技術人員職稱劃分為醫、藥、護、技四個專業類別。中專或專科學歷的畢業生參加初級藥（護、技）士資格考試需從事本專業技術工作滿一年。

魏晨婧向界面職場透露，康復工程學院康復治療專業畢業的學生面臨相似的困境。這些專業的就業門檻較高，在校規培期間是難以達到工作滿一年的硬性條件。“一是實際實習工作時長通常不夠一年，二是有些實習單位不做這方面的時長認定。”

另外，界面職場查閱發現，一些地級市醫院提供正式編制的藥學崗位招聘要求最低為碩士研究生，醫院學歷“內卷”嚴重。

“專科生能進入醫院也多是合同工，如果選擇小醫院或社區醫療服務機構，學生們會有夢想和就業不匹配的落差感。” 魏晨婧表示，“這兩年我們開始嘗試把學生往社會上的企業或機構引導，轉變他們的求職理念，尋求更廣的就業渠道。”

梁澄現在正處于迷茫期，她告訴界面職場，如果放棄醫院進入藥企只能做流水線工人，三年來積累的專業知識無法學以致用；選擇低門檻的藥店工作，之后雖可申請參加執業藥師資格考試，但需熬五年工作經驗，薪資水準也比較低。

“所以大專的我今后又能去做什么呢，服務員、進廠到流水線做操作工還是普通文員？”梁澄考慮過專升本，但想到自己成績最多只能上三本院校，給家里帶來的經濟負擔較大，最終選擇了放棄。

在廣東肇慶某職業院校就讀法律事務專業的李萌也有參加專升本考試的打算。她暑期在深圳一家小型律所實習做律師助理，主要負責文書整理和資料收集等打雜工作。

李萌透露，如果無法在學歷上提升，以本科學歷參加國家司法考試，她今后的職業發展大概率就停留在律師助理一職，“不僅發展空間小，到30歲之后可能工作穩定性也會下滑。”

界面職場從多位職業院校學生中了解到，學歷提升是他們獲得更高質量就業的主要途徑。已經獲得不錯工作的劉志成透露，即使他工作表現出色，得到部門負責人多次內推資格，有機會跳槽到京東或齊魯藥業等大廠，但受制于學歷，這些企業不敢打開口子錄用專科畢業生。

麥可思研究院數據發布的《2020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顯示，2020屆高職畢業生畢業后讀本科的比例為15.3%，較2019屆相比翻番，是2016屆的3倍以上。

數據顯示，2019屆本科畢業生平均月收入為5440元，高職畢業生平均月收入為4295元；與2015屆相比，五年來本科生起薪漲幅為23.6%，高職生起薪漲幅為15.7%。從這組數據中可以看出：高職畢業生的平均收入不僅與本科生有一定差距，且差距還在逐年拉大。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指出，當前職校生的就業情況就是：就業率高、好找工作，但是就業質量、薪酬待遇并不高。

“就業率并不等于就業質量，就業機會也不等于發展機會。”熊丙奇表示，“部分職業院校認為，不管怎么培養，這些學生畢業找到一份工作不難，而只要職校生能順利畢業找到工作，就對家長有所交代了。這種低端的職業教育，難以培養高素質的技能人才。”

如何為職校生打造高質量就業

實現高質量就業的第一步是提高職業教育質量。長期以來，相較于普通教育，社會對職業教育的接受度、認可度并不夠。熊丙奇直言，要提高職業教育的吸引力，需扭轉社會把職業教育作為“層次教育”的陳舊觀念，真正把職業教育辦為和普通教育平等的類型教育。

日前，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發布《關于做好本科層次職業學校學士學位授權與授予工作的意見》，要求堅持職業本科與普通本科兩種類型、不同特色、同等質量，將職業本科納入現有學士學位工作體系，按學科門類授予學士學位。

“發展職業本科，就是把職業教育辦成與普通教育平等的類型教育的重要舉措。” 熊丙奇表示，“職業本科要堅持職業教育定位，不能以學歷為導向，而是必須以就業為導向培養高素質技能人才，這才能讓職業教育獲得認可。”

去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下簡稱“《意見》”），提出優化職業教育供給結構，撤并淘汰供給過剩、就業率低、職業崗位消失的專業，鼓勵學校開設更多緊缺的、符合市場需求的專業，形成緊密對接產業鏈、創新鏈的專業體系。

根據智聯招聘2020年發布的《就業困難大學生群體研究報告》，用人單位的崗位需求和大學生的能力與期望之間的結構性錯配是當前大學生就業難的主要原因。

數據顯示，企業最需要理工類專業的大學畢業生，其崗位比重達43.1%，但從仍在找工作的大學生專業結構看，理工科畢業生比重只有38.7%。同時，企業對經管類專業崗位需求比重（33.8%）比經管類畢業生的比重（36.5%）低了2.7個百分點。其中，財務與會計專業的崗位需求比重（2.7%）比大學生求職者比重（12.1%）低9.4個百分點。

發展職業教育，我國一直要求推進校企合作、產教融合，但從現實看，企業缺乏深度參與校區合作、產教融合的積極性。熊丙奇認為，此次《意見》明確提出，要健全多元辦學格局，鼓勵上市公司、行業企業舉辦職業教育，“能夠充分發揮企業的優勢，提高職業教育的質量，解決人才培養供需‘兩張皮’問題。”

從企業端來看，高質量就業意味著不應將職校畢業生“人才”作為“人手”看待。就業崗位的薪酬待遇、工作性質、工作環境等年輕人更看重的因素也要同步得到改善。

中國青年報調研發現，63.97%的受訪職業院校學生畢業后不會選擇進入工廠、工地、車間等一線基層崗位。一線生活枯燥單一、職業發展前景受限、工作環境差、基層工作地以及社交圈太窄等都是年輕人不再青睞“藍領”的原因。

王俊坦言，讓20歲出頭的職業院校學生融入到現在平均年齡50歲左右的建筑勞務工人隊伍，的確會“格格不入”。另受刻板印象影響，年輕人對工地的認知仍停留在粉塵多、噪音強、安全系數低的傳統建筑工地上，他們對于工作的需求不僅停留在養家糊口，更是要在社會上獲得尊重。

他特別強調，企業應為技能型人才提供完善的員工發展通道，通過技能水平的不斷提升來提升自己的等級和薪資。“缺乏職業職稱的評價認定，在薪酬上無法得到提升，年輕人更不愿意駐扎在一線作業崗位。”

要讓高素質技能人才獲得更多發展空間，需要用人單位破除唯學歷用人導向，重視技能人才的崗位貢獻，而不是把學歷作為晉升職務、職稱的條件。

熊丙奇表示，“從現實看，學生和家長對成為技能人才接受度不太高，是擔心缺乏上升、發展的機會。這種唯學歷導向和對技能人才的偏見必須扭轉，否則會導致技能人才缺口更大。”